章太炎论曰：儒自古称柔，少振作。

性虽出善，而性未可谓善也。性恶，养而致之则恶长。

我们应该明确，人性论的性是相对于习而言，习是指人在后天的社会生活中所受到的习染，而性则是指人之先天的生而即有或与生俱来的属性。告子提出：性犹杞柳也，义犹桮棬也。（《春秋繁露·实性》）茧有丝，而茧非丝也。唐代的韩愈持性情相应的观点，他说：性也者，与生俱生者也。人性有贪、仁两个方面。

这与荀子的性恶论强调与圣王立君上有相近之处。此说也被收入了许慎的《说文解字》，即所谓：情，人之阴气，有欲者。[24] 余英时，2008年：《宋明理学与政治文化》，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。

潘平格高度赞赏王艮出入为师之说，进而释之以爱亲敬长，达之天下之道： 又问：心斋言‘出则为天下师，处则为万世师，不大夸乎？曰：此吾人本分，何夸之有!曰：其道何如？曰：爱亲敬长，达之天下而已。（同上，第666页） 上述每月朔望大集士夫举监、师生髦倪而讲谈孝弟的制度设计，形式上正是《明夷待访录》郡县学校朔望之会、缙绅士子讲学论政设计的实践滥觞。方氏以不学不虑既可言理亦可言欲，故亟辨善源于理而非源于不学不虑的良知良能，以理为不睹不闻、莫见莫显的外在主宰。泰州经世之道更重自下而上的社会教化，所谓‘六阳从地起，故经世之业，莫先于讲学以兴起人才（《王心斋全集》，第18页）。

[19] 《王心斋全集》，2001年，江苏教育出版社。行一事焉则虑其可欺，而又设一事以防其欺（《黄宗羲全集》第1册，第6页），二者分别从思想根源与制度属性上揭示了权力的公正问题。

就此而论，罗汝芳的孝弟经世论显然属于柔性的社会路向，他将传统的孝弟扩充论结合于心学的万物一体论，相信经由孝弟之基可以感通人我，达至万物一体之仁。摘要：黄宗羲对泰州学派的批判包含了三个主题，首先是对师道论的肯定，其次是对孝弟说社会教化功能的批判吸收，最后是德性与功利之辨。欲安身必正身，欲正身必反求诸己，能反求诸己则身无不正而无不安，故安身即止至善、立大本。阳明后学中王艮、王畿并称二王，二者不以工夫障碍本体的思想立论相近，同时亦皆具鼓动风气之广泛影响。

江陵阅其遗稿，谓人曰：世多称王心斋，此书数千言，单言孝弟，何迂阔也。泰州思想中与师道相关的另一关键词是时位。所谓矩正则方正，只去正矩，却不在方上求（《黄宗羲全集》第15册，第779页），清楚表明了其学的在野色彩。衙门凛肃，体统尊严，血脉贯通，恩爱流洽。

在对这一思想类型的批判中，祖师禅又是一个关键词。[12] 刘增光，2015年：《晚明〈孝经〉学研究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。

祖师禅者，纵横捭阖，纯以机巧小慧牢笼出没其间，不啻远理而失真矣。今观流行之中，何以不散漫无纪，何以万殊而一本，主宰历然？释氏更不深造，则其流行者亦归之野马尘埃之聚散而已。

道重则身重，身重则道重，故学也者，所以学为师也，学为长也，学为君也。（同上，第917页） 黄宗羲无善无恶之辨的实质是对儒学的本质厘定与价值捍卫。又得江右为之救正，故不至十分决裂。《泰州学案》五卷中，首卷为创始人王艮及亲传弟子，次卷单列赵贞吉，三卷为罗汝芳、杨起元师徒，四卷以耿定向、耿定理为中心，其余五人主要为耿氏弟子，五卷为周汝登及其同乡门人陶望龄、刘塙。《泰州学案》的分卷实际综合了师承关系、地域特质、思想类型诸因素，而以思想类型的划分为根本，所谓跻阳明而为禅，表明了黄宗羲对泰州思想属性的基本判定。人能宏道，是至重者身也。

身在一家，必修身立本以为一家之法，是为一家之师矣。（参见《黄宗羲全集》第15册，第933-934页）在对无善无恶说的批驳中，黄宗羲既坚持性善，又避免将善实在化，力辩心体空而有善，强调德性根源于主体自觉而非外在规范。

子谓释样样抛了，故不可。只要絜正每一个体，即可平治家国天下，吾身是个矩，天下国家是个方，絜矩则知方之不正，由矩之不正也。

黄宗羲指出，阳明所谓无善无恶心之体本不同于性无善无恶。所谓功利之害，根本上说就是内与外、自为与为人、心性与经世的断裂，这种断裂的思维模式本身即是对儒学的根本挑战，其源头则可归于杨、墨之道，战国仪、秦、鬼谷，凡言功利者，皆不出此二途。

[25] 朱鸿林，2005年：《中国近世儒学实质的思辨与习学》，北京大学出版社。如其所论，一家孝弟如溪涧，天下明德为江河，群山合流，众壑聚派（《罗汝芳集》，第378页），便能成就我与万民，浑然相通（同上，第235页）的理想社会。黄宗羲充分肯定泰州学派高扬师道、经世化民之功，称赞王艮于眉睫之间，省觉人最多（《黄宗羲全集》第15册，第776页），谓王襞讲学乡里，恍然有舞雩气象（同上，第785页）。从篇幅上看，泰州五卷与浙中五卷、江右九卷，构成了阳明后学中分量最重的三大派。

‘如来禅槁木死灰，‘祖师禅纵横权术（《黄宗羲全集》第19册，第135页）。五、小结 阳明后学中，泰州学派充分展现了良知学说与社会政治的互动，集中反映在师道论、孝弟教化论与行动取向三个方面。

其泰州批判并非外王-内圣政治-心性二分视角下的单向批判，而是对儒学有关内与外、心性与经世问题思考的综合提升。杨、墨是其发源处（黄宗羲，第1313页）。

以羲论之，此流行之体，儒者悟得，释氏亦悟得。讲学之义首重孝弟，孝弟之教构成了泰州学者连结良知学说与社会政治的重要取径。

黄宗羲为此辨析云： 先生谓禅不足以害人者，亦自有说。[21] 吴震，2009年：《泰州学派研究》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。淮南格物是王艮思想的核心内容，其要在以格式释格，以身家国天下释物。《明儒学案》以大宗属姚江（《黄宗羲全集》第22册，第154页），重心在于对阳明学兴起、分化过程的梳理与辨析。

[13] 《罗汝芳集》，2007年，凤凰出版社。《明儒学案》收录了邹元标与欧阳明卿的一段对话： 欧阳明卿问曰：释氏不可以治天下国家。

今之为释氏者，中分天下之人，非祖师禅勿贵，递相嘱付，聚群不逞之徒，教之以机械变诈，皇皇求利，其害宁止于洪水猛兽哉!（同上，第817-818页） 黄宗羲指出赵贞吉忽视了禅门内部的思想差异，禅不足以害人可言如来禅而不可言祖师禅，二禅虽皆以空有不二为底蕴，作用则有内外之异。如果说师道论展现了王艮的经世抱负与理想，那么时位之辨则指出了其现实限制。

孝弟扩充、万物一体平治天下的思想，在实践中依托宗族、乡约等制度媒介，适应于平民化的近世社会。上述问题在黄宗羲那里发生了具有突破意义的进展，对孝弟为治论的反思构成了其中重要的理论来源。